Khyung lung Dngul mkhar Relics of Zhang Zhung Kingdom in Zanda County, Ngari

Chinese Name:穹窿银城
English Name: Khyung lung Dngul mkhar Relics of Zhang zhung Kingdom in Zanda County, Ngari
Zhangzhung or Shangshung was an ancient culture and kingdom of western and northwestern Tibet, which pre-dates the culture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ibet. Zhangzhung cultur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Bon religion, which in turn, has influenced the philosophies and practices of Tibetan Buddhism. Zhangzhung people are mentioned frequently in ancient Tibetan texts as the original ruler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Tibet. Onl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have archaeologists been given access to do archaeological work in the areas once ruled by the Zhangzhung.

Recently, a tentative match has been proposed between the Zhangzhung and an Iron Age culture now being uncovered on the Changtang plateau in northwestern Tibet.

穹窿银城(Khyung lung Dngul mkhar),又作琼隆银城,是西藏古象雄王国的都城,位于海拔4400米的卡尔东山顶,面积10余万平方米。藏语为“琼隆威卡尔”。“琼”是大鹏鸟之意[1] ,“隆”即“地方”,“琼隆”也就是大鹏鸟居住的地方。“威”本意是银子,这里引申为银色,“卡尔”是城堡之意。简而言之,琼隆威卡尔即“大鹏银城”。古象雄文明是西藏文明真正的根。

遗址简介
古象雄王国都城
穹窿银城,是西藏传说中的象雄都城,在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城址,位于海拔4400米的卡尔东山顶,面积10余万平方米。2012年6月—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琼隆银城”及故如甲木墓地进行了测绘和试掘。
据汉文和藏文典籍记载,古象雄王国在7世纪前达到鼎盛。《藏族人口史考略》一文记载,根据军队的比例,象雄人口应不低于1000万。后来,吐蕃逐渐在西藏高原崛起,到公元8世纪,彻底征服象雄古国。此后,象雄文化渐渐消失。[2]
西藏本土古老佛教雍仲本教的文献被专家称为“象雄密码”。《吐蕃王统世系明鉴》记载:“自聂赤赞普至墀杰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雍仲本教护持国政。”而当时的古象雄文字,主要用于苯教经书典籍的书写。
据《西藏王统记》《朵堆》等典籍记载,象雄人辛饶弥沃佛祖对过去原始苯教进行了许多变革,创建雍仲本教,被称为西藏最古老的古象雄佛法。辛饶弥沃佛祖首先创造了象雄文字,并传授了“五明学科”:工巧明(工艺学)、声论学(语言学)、医学、外明学(天文学)和内明学(佛学)。古象雄文明就以“雍仲苯教”的传播为主线而发展起来[2] 。
现代藏族同胞许许多多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也都是古象雄时代所留传下来的。比如藏族同胞的婚丧嫁娶、天文历算、医学文学、歌舞绘画、出行选宅、则选吉日、驱灾除邪、卜算占卦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仍沿袭着本教的传统。藏族同胞还有许多独特的祈福方式:比如转神山、拜神湖、撒风马旗、悬挂五彩经幡、刻石头经文、放置玛尼堆(本教传统是刻有光明八字真言:“嗡嘛智牟耶萨林德”的石堆)、打卦、供奉朵玛盘、酥油花甚至使用转经筒等等,这些都是雍仲本教的遗俗。[3]
象雄文化
提起充满神秘色彩的象雄古国,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甚至会感到陌生。古丝绸之路上的风沙穿越千年,将这段公元7世纪之前的历史尘封于雪域高原之上。然而,作为西藏文化和云南纳西文化的共同根基,融合了中原、西亚和南亚三大文明精华的古象雄文明,时至今日却还依旧闪耀着光辉。[4]
作为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先期文化,古象雄文化的痕迹贯穿于西藏的方方面面。“从生产到生活,从民俗到信仰,处处都有象雄文化的影子。比如祭山神、转山等宗教活动仪式,都源自象雄文化。[4]
对于古象雄文化来说,要使其“活起来”,无法绕过一部全景式反映象雄文明的百科全书——《象雄大藏经》。然而长期以来,因其缺乏汉译版本,致使我国对象雄文化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相比之下,国外对象雄文化的研究和重视程度已走在前面,催促着我们去挖掘和梳理这一宝藏。[4]
2013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一个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的《象雄大藏经》汉译工程就此展开。 据介绍,《象雄大藏经》内容原本篇幅浩大,历经数千年岁月变迁,其中一些内容已轶失不存,现存178部,包括《律》74部,《经》70部,《续》26部,《库》8部。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白庚胜认为,《象雄大藏经》汉译工程不仅将解密雪域高原的古象雄文明,还将揭示古中国与古印度、古波斯,甚至与古希腊之间文明及文化互相影响、融合的历史。[4]

古象雄文明
在富饶灿烂的藏族文化遗产中,辉煌鼎盛的古象雄文明以 “雍仲本教”的传播为主线而得到发展,由于苯教文明产生的年代久远,传播地域广阔,对藏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其深远的重要影响。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世人根本不知道“古象雄文明”,甚至连许多西藏人自己都不了解。他们只认为印度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所有来自印度的文化” 都具有伟大的价值,并且错误地认定西藏本土宗教以及印度文明以外的东西对西藏文化的形成都没什么贡献和价值。
就连很多藏人自己也都误认为,在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根本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文化非常愚昧落后等等。这种荒谬的说法被一些正统的狂热者宣扬了数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长期延续,导致了西藏真实历史和本土文化的遗失,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对古象雄文明和本教研究的兴趣,但此状况已经有所改变。[3]
据考古学家们的探索发现,藏族同胞族在青藏高原的发祥史非常悠久而古老,距今已经有13000年至17000年的历史了。那么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思索这样的一个问题:“久远古老的藏族同胞文化,它的源头究意在何方?”
答案是: 就在西藏古老的本教!
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栾建章曾撰文评价象雄文明及本教的历史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了解西藏文明,必先了解象雄文明; 要研究藏传佛教,也必先研究雍仲本教。否则探究愈深,离真相可能愈远。”[2]

历史记载
穹窿银色城堡,是最著名的古象雄遗迹,是古象雄王国上中下三门的上门所在地,有古象雄18王国的城堡之首象雄银城遗址。据记载,本教创始人大觉者辛饶弥沃佛诞生于公元前5-6世纪,据《万部论》记载:大觉者辛饶弥沃骑着大鹏鸟到世间去传法,第一个降在象雄地方,故有本教之早象雄之说,那时象雄国王也称为象雄苯教王。
在此修建宫殿,宫殿周围修建十八个小殿,十八个小殿周围修建了三百六十神殿,神殿周围又修建了一千零八个供塔。琼隆银城地基为金,四壁为银,门门为铁,四门为海螺,四角为玛瑙,女墙为铜等。
经典《记忆啊嘎贡堆》中记载”世界中心为冈底斯”、 冈底斯的西面有沃布四门也叫象雄卡玉。从前大觉者辛饶和他的儿子追赶魔的途中在琼隆银城受到了象雄人丰富的供奉和礼节、乐演,大觉者辛饶欣喜并把四门五库经书发佳愿放在该城,琼隆银城命名为”大觉者乐城”。

  经典《朵堆》中记载:”建琼隆银城,贡察诞生于此”。 大觉者亲自修建了琼隆银城的构筑特点,贡察诞生与琼隆银城等记载在大觉者十二大功绩之第七功绩处妖降魔时期记载的比较清楚。当时的象雄国王是谁呢?据记载当时的象雄国王是象雄强入尖十八代国王之首象雄司巴杰赤唯色强入尖《宗扎论》记载:象雄之地蛾穴达那,沉香数之林,大觉者乐城,即叫琼隆银城,也叫沃布四门。

  苯教大师占巴南喀诞生:《雍仲密乘集传》记载:”占巴南喀”是出生于马年马月十日,其母怀胎九个月和十天。还记载”琼隆银城宫内,与根都桑布(法身佛)无别的占巴南喀大师,被许多苯教成就者簇拥着。占巴南喀大师走入琼隆银城之西北雍仲山的密室,密室是大师的修行地”等很多占巴南喀和韦丹班玛以及他们的儿子才旺仁增、白玛同卓的功绩。穹窿银城在所有苯教修行地中最为著名和最有福报的圣地。[5]

考古发掘
2012年6月—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城址(传说中的象雄都城“穹隆银城”)及故如甲木墓地进行了测绘和试掘。发掘表明故如甲木墓地是一处分布相当密集的象雄时期古墓群(相当于中原汉晋时期),并与象雄都城“琼隆银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墓葬群
考古队清理了雍仲苯教寺院故如甲木寺门前先前发现的一座古墓葬,发掘出大件青铜器皿、微型黄金面具、中原式铁剑及大量殉葬动物骨骼等,与数年前故如甲木寺僧人所清理出的器物风格一致,显示出与邻近的札达地区、南疆地区、印度北部地区乃至中原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联系。
墓葬皆为竖穴石室墓,有的用原木封顶,可能与青藏高原吐蕃时期该类墓葬形制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
考古队围绕该墓葬对周边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探查和发掘,在长约20米的探沟范围内,又相继发现了三座较大的墓葬。这些墓葬均为竖穴石室形制,深达5米—6米,规模较大,是阿里地区埋葬最深、分布最为集中的墓群,在整个西藏地区也极为罕见。
每个墓葬内都出土大量的马、牛、羊骨骼,反映出在原始宗教的起源地及中心地杀牲祭祀和动物殉葬习俗的盛行。
修建墓葬所挖土方量及墓室石材的采集、加工和搬运,需要不少人力、物力才能得以完成,暗示该地区很有可能接近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带。
此外,考古队还对附近山顶上的卡尔东城址进行了系统的测绘和局部试掘。在为现存城址的宏伟巨制所震撼的同时,考古队还揭露出一部分早于现存城址的城墙,可见该城址至少可以分为两期,而从建城材料及层位关系来看,在早期城址建成之前仍然有相当长的一段居住时期。因此该城址这可能是迄今为止西藏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城址,也是保存最为完好、文化堆积最为丰富的城址之一。这一重大发现无疑对于研究象雄王国古城的形制布局、建造和使用过程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6]

卡尔东墓
卡尔东墓地位于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象泉河北岸古代象雄都城“穹窿银城”西侧的山脚下,位于现代苯教寺院故如甲木寺门前。
2005年的一天,一辆载重卡车从寺院门前的小路上经过时压塌了一座墓葬,寺院僧人随即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和文物收集。虽然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但从所获文物和至今尚存的墓葬形制来看,其对于西藏西部“前吐蕃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墓葬可能为洞室墓,深埋于晚期河流的淤沙之下,以规整的石块砌成2米见方的方形墓圹,内置方形箱式木棺,骨架保存较好,但葬式已不可考。随葬遗物包括“王侯”铭文禽兽纹丝绸残片及大量素面褐色丝绸残片,马蹄形木梳,长方形木案,木奁,草编器,钻木取火棒,青铜釜,青铜钵,青铜环柄杯,木柄青铜箕,镀金银片,铁矛及其他铁器残块,双耳高领陶罐,陶高足杯和带流杯等。

“王侯”铭文禽兽纹锦为墓葬提供了相对准确的断代。丝绸残片为典型汉地经锦,长44厘米,宽25厘米,藏青地上织黄褐色纹饰,自下而上由三组循环纹样构成。最下层为波状纹饰,每个波曲内饰一组对鸟脚踏祥云。波曲间饰以背对的鸟首状纹饰,波曲顶部支撑柱状图案,将中层分隔为数个单元,每个单元内围绕中心的神树对称分布成对的朱雀和白虎,四角对称分布青龙和玄武,四神之间可见汉字“王侯”及其镜像反字。最上层为以神树为对称轴饰以背对而立的虎状有翼神兽,尾部放置一件三足汉式鼎,其旁可见汉字“宜”。
同类纹饰和铭文的丝绸发现于尉犁营盘墓地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年代分别为3~4世纪和公元455年,由此可知卡尔东墓葬的丝绸年代应该约为3~5世纪。而有关学者通过对墓主人骨骼进行加速器质谱计C14测年(AMS),也将其断代为3世纪或4世纪前半,与丝绸图案显示的年代十分吻合。卡尔东墓地的发现证明,早在象雄时期,这些路线已经是连接阿里和南疆的通衢捷径。墓葬出土的丝绸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对于研究“前吐蕃时期”阿里高原与塔克拉玛干盆地之间的文化互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7]